大家对新质生产力都高度关注，有广泛的讨论。概括地说，生产力是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上层建筑演变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显然在理论上特别刻画了生产力发展中有和哲学语言“量变为质”有相对应特征的新的水平、新的境界、新的质态。“质态”这个术语，也就直接对应到“新质”所指的那种和原来生产力状态有明显不同的跃迁式上升。
我觉得需要从两大视角来掌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一是人类供给侧创新中间形成的阶跃式发展，所带来的具备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的水平、境界和质态。人类历史至少有两三百万年，前面有漫长的“史前阶段”，在非常低下的生产力阶段上，人类主要是解决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但那时候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已经存在：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男女劳动力根据自然分工，男性主要从事狩猎，女性主要从事采集和养育后代；劳动工具有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提升；劳动对象就是自然界的资源。到了一万年左右之前，发生农业革命，这时的生产力有一个跃升，要用直角坐标系表示，是一下子上了一个大台阶。再到300年左右之前，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更跃升了一个大台阶。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主导的工业革命时代提供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历史上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从上个世纪的后半段，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之后，人类又进入了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信息革命产生的生产力相比原来工业革命的生产力，是一种日新月异的变化，是在加速度的变化。
细分来看，各个阶段中也有很明显的一个又一个台阶。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有了互联网，一开始是有线互联，后面发展到无线互联。无线移动互联所支撑的生产力，同有线互联的生产力相比，就是新质生产力；现在的人类社会是运用电子计算机的时代，有些专家预计以后要被量子计算机所取代，已经有人专门写出了《量子霸权》这样的书来做向前的展望。一旦这个局面形成，那么量子计算机时代所支撑的生产力，比之于电子计算机形成的生产力，又是新质生产力。这个视角下，是对应到邓小平一开始就非常简洁表述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科技第一生产力，不是在原来的三要素上做加法来个第四，而是做乘法，是产生乘数效应的第一。这样视角上的第一生产力，又带来一个扩展的视角，就是供给侧要素除了科技成果应用之外，还有另外一些要素也可以产生这样的乘数放大效应。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必须做这样广义的扩展——西方学者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主要讲是的科技的贡献，其实中国在现实生活中对供给侧的制度创新带来的乘数放大效应，是完全可以和科技成果应用的乘数放大效应相提并论的，而且领导人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认同了学者所说的“制度高于技术”，所以中央讲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而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改革，是推进现代化的第一动力里的“关键一招”。改革这个制度创新作为关键一招，是“最大红利”之所在——这也是强调它的乘数和放大效应。
所以，按上述两个视角综合来说，首先是科技的特定视角，它的创新所带来的新质生产力，很直观地对应于最前沿的高科技这个产业，特别是在其原始创新推动之下带来的生产力的跃升。其次，更广义地看，除了高科技行业、企业之外，其他所有的行业、企业，都要面临怎样发展生产力这个问题，广义的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制度创新，以及现在说的信息革命时代的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乘数放大效应，纳入我们考虑的认识框架，追求他们特定的以乘数放大效应支撑跃升式发展的生产力功能。这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可以全覆盖地对应于一切的行业和企业。所以，按照这样的新质生产力内涵，我们必须面对时代要求，和整个全球发展中仍然是硅谷引领创新的挑战，以新质生产力来支持中国在追赶—赶超式发展过程中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
领导人在讲话里的几句话，我觉得可以作为一种定义式理解，就是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样的概念，如果覆盖所有的行业和企业，在现实生活中间有两个直接对应的任务：一个是必须在人工智能+的前沿追赶创新大潮寻求突破，从追赶一直争取走到最前列；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总体上所有产业和企业，都必须努力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之下来实现升级的发展，实现跃迁。
如果按照这样的认识，再往下要结合实际生活中一些相关问题的讨论。首先得承认，在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表述的“人工智能+”这个前沿，美国仍然是引领潮流的，而且新近在他们推出大模型人工智能最新成果的情况之下，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和它的差距不是缩小，用有些专家的话来说是“相当可观的差距”。在上市公司的市值表现和独角兽增加幅度等方面，我们这几年不是表现为追赶，而是被人家甩在后面。对这样的挑战怎么样应对？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总结所有相关的国际国内可总结经验，来争取在新质生产力支撑的发展过程中实现应有的升级，要在追赶中去继续推进中国已经有的“新的两步走”这样总体设计的现代化进程。在此背景之下，改革在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里，是龙头因素，制度创新要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要在中国坚定不移继续完成整个经济社会的转轨——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
在贯彻中央精神的过程中，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十大重点的第一条，就是产业升级，这是很务实的。产业升级里最强调的概念是什么呢？是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这就要说到我前面所讲，中国如果在投融资的领域里考虑怎样大踏步赶上时代，需要认识从原来的间接金融为主，积极转为直接金融为主。这个转变我认为势在必行。
我们已经观察到，美国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引领整个潮流，中国追赶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头部企业。有很简单的一个基本事实，他们是怎么样冲破痛苦的“烧钱”阶段而一飞冲天呢？不是靠银行贷款，不是靠传统的以银行贷款形成一定的投入规模来寻求突破。这些美国企业大多是以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为支持的，人们称为天使投资。具体的案例我印象深刻：最开始人们说到“一飞冲天”的阿里巴巴。一飞冲天的同时，大家都感受到这对于全局带来的由一项特别的突破而全局皆活的新局面。现在回过头来看，马云最初曾经有几轮尝试都不成功，他想找资金支持却到处碰壁，人家都把他看作骗子，但是他最后说动了软银的掌门人——韩裔日本人孙正义，拿到了两千万美元天使投资，这在当时是最前沿、冒最高风险的一种投资类型。在账面上看，孙正义投入的两千万美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爆炸式形成了接近600亿美元的财富规模。这种三千倍的膨胀情况和我们过去理解的银行贷款的作用机制机理，完全不是一个类型。
当然，对比之下就要多说一些话：银行贷款用的是什么钱呢？是吸储而来的所谓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运用这个钱的首要大前提是安全，这就形成了贷款责任终身追索这样一个约束条件。我问过银行界人士，怎样去追这个责任？对方回答我或许是有牢狱之灾的问题，可想这个约束是多么的严厉。谁在这个环节上签字承担责任，显然都一定存在马云所抨击的“当铺思维”，没有抵押物绝对不敢签这个字。这样一个贷款责任终身追索，很好保证了老百姓的血汗钱在运行中能够不越过那个风险临界点，保证它基本的安全性，但是已完全不适合像阿里巴巴公司这样在数字革命时代、信息革命时代的项目风险类型。
这种创新项目风险类型，现在不断重复的实践经验，就是成功率极低。硅谷它的支持力量最开始是来自直接金融性质的风险投资。斯坦福大学教授指导的分散的小团队们，整天做各种奇思妙想，而一些金融精英们在这些团队中寻找支持对象，支持100个可能会成功3、5个，所有的沉没成本都被冲掉以后，还有可观的超额利润。这样的机制，就是风投、创投、天使投等，在现代金融市场上多元化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里，组合动用可以动用的自担风险、敢赌服输的风险资本，形成特殊的投资机制，以极低的成功率寻求一旦成功以后有超额利润的回报。这种直接融资，适应了信息革命时代的互联网+、人工智能+这种创新项目的风险类型。
这样看来，对于中国的考验就来了。我们过去已经形成了间接金融唱主角的局面，中国总体的金融供给里80%是间接金融，而美国80%是直接金融。在我理解，政府工作报告里所强调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这8个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导向，它符合于中央前面所说要逐渐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而直接金融里最能支持新质生产力支撑跃升式（跃迁式)发展的一种投融资主角的力量，一定要来自直接融资里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
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让更多人形成共识，我估计还有一个过程。很多地方金融机构对此是不接受的。我要说，在中国特色附加一些我们能动性的东西，是应该积极探讨的，因为在欧洲和中国，对借鉴硅谷经验这样一种政府更多强调保护产权、公平竞争、低税、开明、包容性发展模式的同时，有意地由政府来发展所谓孵化器，所谓产业引导基金。在这个方面，中国更前沿一些的还有具体案例，比如说在合肥，人们说合肥政府发挥了“政府投行”的作用，先后几次以极大魄力支持着辖区内地方产业的创新发展和升级发展，都成功了，比如搞新东方的显示板，搞新能源汽车等等。我觉得这种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
硅谷经验已经走在前面，它现在继续引领着大模型人工智能时代最前沿的创新，欧洲和中国去追赶它，我们是可以争取有后发优势的同时，又有自己主动性的创造。但是我仍认为在探讨中应提出预警，像合肥这种模式应该进一步总结经验，但是不能马上拿来普遍仿效。我始终认为，普遍而言，政府、国有企业，以及传统的商业银行这样以吸储而形成的间接金融供给，确实不适合给数字化时代那种从原创性开始到重大突破所要寻求成功的极高风险类型特征的项目，去做融资支持的主角。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人们重视、需要进一步澄清的一个基本判断。如果说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这方面要去唱主角的话，那么就反映到现在一些地方开始提出的说法——不要再坚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那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把国有资本跟风投创投一样地放在一个类型上、一个赛道上去比拼。特别强调，这种真正自负盈亏、敢赌服输的机制，适合于股权投资中不直接使用“老百姓血汗钱”的风险投资、最前沿的天使投资的，也是不适合普遍而言的国有资本决策和运行机制的。
我们的孵化器、产业引导基金当然要进一步总结经验，积极探索让它们更好地支持中国追赶过程中的前沿创新。但是应特别注重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施制度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央指导之下，在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充分注重：吸引非政府主体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包括国外的天使投资（包括阿里案例里这样来自境外的软银的风险投资）来支持中国现在前沿创新方面的突破。一定要注意很多地方辖区各自的情况差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而有一定共性的应当区分项目风险类型的要领，这些都值得大家来一起思考。
（作者系新时代金融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编辑：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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