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论的更新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如何对待经典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二是如何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三是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由实际到理论提出我国转制时期的具有特色的中国金融理论。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既尊重经典，又不迷信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运动和发展，哪怕是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也概莫能外。理论总是依据一定的实际进行抽象而得出的，而任何实际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存在于一定时空和条件之中的，如果特定的时空条件变化了，依据的事实不存在了，则理当得出不同的结论。马克思为什么在《资本论》中，都假定货币是黄金，是具有价值实体的一般等价物？因为如果他不如此，就难以阐明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但马克思不仅讲货币是黄金，同时还讲了信用货币、纸币、劳动券，他的信用货币理论对我们是有指导作用的。我国人民币是信用货币（当然，也有人认为人民币具有信用货币和纸币的双重属性），其他国家的货币也可以说大多是信用货币。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需要继承发扬。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其他金融理论，特别是资本理论更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学习、批判、借鉴、包容，但不盲从。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还是非正统的西方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我们搞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指导。所以学习、批判、借鉴和包容是必要的，特别是学习借鉴其中分析观察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无论是逻辑推导还是建立数理模型，都离不开若干假定因素。假定实际上排开一些因素去讨论问题，或者将其他因素“存而不论”，也就是说他们的逻辑推导、建立数理模型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条件变了、假定的因素不存在了，或者把假定的因素纳入，又当别论。例如，威廉·夏普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实际上是通过数理分析，分散风险，求得效用最大化，但这一模型是建立在若干假定的基础上的。有人介绍说有七个假定，如投资的资金来源不成问题、交易无成本、资本市场无税收等。如果这些假定不具备、不充分或受到其他因素干扰，比如投资资金来源受到限制、交易有成本、资本市场存在税收等，则通过数理分析、分散风险，求得效用最大化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建立模型进行决策是把复杂的经济过程理想化、简单化，往往缺乏有效性和适用性。但不可否认，威廉·夏普和马柯维茨提出的“证券投资组合选择”及量化风险和收益对证券投资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他们凭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密切联系中国实际，丰富感性认识，再升华到理性认识，在增强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值得肯定的有“财政信贷综合平衡论” “货币政策结构调节论” “制度性金融风险论”，以及“货币多，物价涨；物价涨，货币多”互动关系理论等。

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有人提出过“三平理论”，即“财政、物资、信贷综合平衡”，提出物资平衡是基础，财政收支平衡是关键，信贷收支平衡是综合反映。对“三平理论”褒贬不一，有人说它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过时了”。对此，在这里我不作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条件下，在政府不仅干预而且推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交织在一起，相互渗透，财政的钱是政府的钱，中央银行的钱是政府的钱，商业银行的钱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钱，实际上也是政府的钱，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我国金融的特殊机制，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特殊的机制，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后消失没有？不仅没有，而且有所强化。对于中国现阶段财政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仍然交织在一起这种状况需要思考、研究，进行理性认识，这也表明财政、信贷资金综合平衡的理论还有价值，没有过时。

（作者系中国金融界泰斗、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新时代金融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名誉主席，本文首发自《中国金融》）

编辑：高毅

审核：纪馨